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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高碳产业的转型难题，王毅认为，不能“一刀切”，而要鼓励创新、因业施策。比如，钢铁行业可节能挖潜、提质增效，逐步向高端特钢、绿钢升级；煤化工可与新能源、新材料融合，拓展绿氢、生物质等新赛道。而其中的关键在于政策信号的清晰与长期导向。碳市场配额交易、财政金融支持，应适合中国特色、发展阶段标准和科学遴选项目，让先行企业在“降碳倒逼”中获取绿色创新的好处，从而形成“我要减”的内生动力。

其次是协同机制。碳达峰是一场系统性变革，单靠一个部门“单兵突进”难以见效，也容易造成部门间冲突。王毅强调，必须打破部门壁垒，建立跨领域协调机制。以可再生能源为例，未来大规模装机需要协调用地、用海政策，低成本绿电的就地消纳需要协调电网和因地制宜发展本地产业，同时，也需要更多的需求侧管理政策来降低尖峰负荷时的能源需求，因此需要能源、环保、发改、工信等部门协同发力，避免政策“各管一段”、相互掣肘，提高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水平。

另外还有基础能力建设。没有可测量、可报告、可核查的数据，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管理。王毅指出，目前不少地方甚至连“能源平衡表”都缺失，碳统计核算体系不健全，导致地方碳考核、行业碳管控等政策难以精准落地。因此，必须加快建立覆盖全行业、全地域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，并优先落实到重点行业和地区，确保信息真实可靠，防止数据造假，为各项制度实施提供坚实支撑。

有了制度框架，还要形成合力。“制度不能各唱各的调，”王毅指出，“核心是要形成统一的政策导向，让碳市场、碳考核、绿色金融这些工具拧成一股绳。”比如，碳市场与碳考核及区域行业配额相衔接，碳达峰前的碳市场运行需要与绿色产业的激励政策相呼应。通过市场化手段与行政约束相结合，形成“双向倒逼”，推动地方和企业主动降碳，提质增效。